疫情对欧盟电力需求和电价的影响

（二）超越功能分化的法律？就理论分析而言，如果……那么……这一条件程式难以胜任结果取向的任务，[35]而合法/不合法的二值符码在逻辑上排除了第三值的可能。

第 120 条又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27]就人格权立法而论，总则编与债编相结合，重在通过侵权法予以保护的模式，仍值得称道。

参见黄源盛：《法律继受与近代中国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30 页以下。但毕竟禁止侵害说建立在后者救济条款上，与另外两种分类建立在前者设权条款上之不同，在逻辑分类上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设权模式。[8]但笔者认为，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不是人法到物法之变化，而是抽象的人格张扬到具体人格之实现，蕴涵其中的是自然法思潮向实证主义法律思潮的转换，这与两部民法典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等有关。第 51 条类似于人格权的一般条款:人格关系受侵害者，得请求摒除其侵害。[40] 参见杨立新：《制定我国人格权法应当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报》2008 年第 3 期。

[16] 参见李显冬：《从 〈大清律例〉到 〈民国民法典〉的转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0 页。但是，这种发现并非仰赖某位天才法学家的灵敏嗅觉，而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立法上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尽管不乏对于西方国家先进法律制度的移植、借鉴，但却首先强调中国特色。

因为，中国是一个千年的文化古国和区域性的大国，中国无法像一些效果那样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必须像英国、美国、德国等为近代以来的世界法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一样，为世界法治文明宝库提供足够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发展模式。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屈不挠的法治努力，而其背后则是执政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政治决心和决断{8},即国家建设。诚如苏力所指出的，尽管称之为变法，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其中有法律的因素。罗马贡献了极为发达的民、商事交往规则、甚至在千年以后仍然成为欧洲法治文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

但是，市场化、全球化大潮的深入，后冷战时代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均给当前民族治理带来一些新的特征，也增加了当代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难度。无论是清末变法的法治改革，还是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乃至中国共产党人旨在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尽管其具体法治建设方案内容和背后的政治实质迥异，但均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区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宣示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也从此结束了对内四分五裂、对外任由列强侵辱的局面。甚至是我们曾经认为是阻碍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国法律传统，实际上在近代以前也是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品格的，而且还对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中国也在一些具体法治命题的解决方面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的思考，例如中国收回香港、澳门后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多法域格局，即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的大国，甚至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到目前为止唯一基本保留其历史文化根基国家。

{2}109从清末的法制变革开始的中国法治之路，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话题即是这条法治之路的征途上随处可见法律移植的踪影，或者说，法治，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模式进入中国的文化世界。【摘要】法治，并非一种单纯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方面的道德价值诉求，一个国家的法治大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于该国基本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必须放在特定时空语境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民国民法循着 《民国民律草案》的思路，人格权立法重心在债编，并增加了健康权，立法技术更加成熟。[7] 法国民法典主要参考罗结珍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这种规定，顺应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人格权保护之基本厘路：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7]人权保障从宣示人的平等与自由，转入以实证为基础的人的具体权利之实现。即便在婚姻方面，虽然提倡 ‘婚姻自由，但是婚姻登记还是被 ‘组织 或 ‘单位 所控制，所掌握。

但即便如此，身体权是否包含在这其中? 再如，民法通则对隐私权、自由权等重要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去掉这一因素，以传统的设权性规范之侧重而论，其主张仍可归为总则模式。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 10 条）。本节开篇申言，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 6 条），出自 《民国民律草案》 第 1 条，仅将 诞生，改为 出生。第 119 条前半句，规定的是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三元结构对应的是人格权规范的三个部分，即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救济。[3] 邓建鹏：《权利的难题》，载易继明主编：《私法》 第 3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2 页。

同时也参考了 《拿破仑法典》，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76] 前引[74]，龙卫球文。）这种认识，是一种实证法上较为极端的带有国家管理色彩的人格权观念，既不符合近代以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经验与事实，也有违现代人权观念中人性尊严的基本精神。

[83] 参见林来梵、骆正言：《宪法上的人格权》，《法学家》2008 年第 5 期。而作为一种实在法上的规定，只需要确立损害救济规则即可。

[54] 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民法通则文本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个别权利语意含混不说，隐私权、自由权及人格尊严之基本条款也缺乏。第二，突出了人格权在保护人和人格中的重要作用。在彼此人格的基本尊重之间，大的政治动荡和文化没落的场景，将不再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第 16 条和第 17 条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权之规定，沿袭而来，语意上更是采用 《大清民律草案》的用语，其倡导权利之意，较之 《民国民律草案》更为显现。[70] 2002 年 《民法草案 》 分 9 编 ，包括总则 、 物权法 、 合同法 、 人格权法 、 婚姻法 、 收养法 、 继承法 、 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民国民律草案》承前制，确认了 《大清民律草案》 规定的各项人格权，但也有小的变化，除了前述废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外，又如取消了姓名权行政登记及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总则编不再设立人格权一节，设权性规范的重点转入债编。同时，法国人直率而浪漫的气质与德国人含蓄而严谨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典的风格。

无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扩张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性质的人格利益。[18]总之，1911 年《大清民律草案》立意高远，在中国法制史、特别是民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 2 项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但是，以设权性规范的重心来划分，仍可进行这种两分法。[66]法国民法典 200 多年来的修订，特别是自 1970 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人身权领域，形成了 人格权家族，[67]其第 1 编 人的修改，自增设第 9 条确立 人人享有私人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开始，在人格与人格权的保护、遗传学研究成果的运用等方面加以规范，已使之成为欧陆现行民法典中 人法 突出之新典范。诚然这两方面紧密关联：前者权利或法益之存在，构成民事请求权的基础。

债之侵权责任救济中，设权性规范也不少。北洋政府执政后，沿用清末民事法制，凡与国体及嗣后颁行成文法不相抵触者，仍然继续有效。

民法通则作为一部具有通则性质的法典，为体例所需，必须在权利主体与权利救济（民事责任）之外，再规定权利内容（民事权利）。[56] 徐国栋：《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1 期。

至于其保留封建礼教之男尊女卑，否认妻子的行为能力（第 9 条但书、第 26 至 30 条），实为传统宗法社会之积弊。德国民法典主要参考陈卫佐译注本，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